两脚书橱

关系万千重

  这几天在翻黄仁宇老师的《关系万千重》(三联书店 2001 年版),在《大变局中读历史》一文里看到这么一段:

  ……蒋先生只能着重人身关系,以他耳提面命补助组织制度之不足,有时干预细节。有如中央大学的学生吵嚷伙食不好,他即自己往沙坪坝与师生聚餐一次……

  蓦地想起某公近年行事,一口茶差点笑喷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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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理想回來過

  昨天讀的這本小說,當中的幾個人物不禁讓我想起上個月在 Cat's Eye,由頭看至尾的一個有幾百頁跟帖的帖子。

  帖子裡那羣四十歲上下的中年人與其說是在懷緬那位老人,毋寧說是在懷緬自己被粉碎於現實下的理想主義的青春、懷緬那個經過歲月洗刷與記憶加工早已變得遠比事實更為理想化的八零年代,是一班孤獨者在網絡世界裡相互安慰。

  是的,情感上我就屬於那一羣——即使在無可信仰、無從信仰的今天;即使我不再是那個額纏白布在悶熱、最終下起雨來的夜裡隨著行進的隊伍一直走到海珠廣場的少年;即使對彼時的人與事的看法早已不同……

  是的,今天的我不再是那個有著模糊但卻堅定信念的少年——然而我始終記得那個少年是我——曾經是我,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章,是我內心為數不多、依然柔軟的部分……

  這是懷舊,卻又不祗是懷舊;這是關於過去,卻又不僅是關於過去;這是接受現實後的無奈嗟嘆,卻又是幾聲有氣無力的吶喊……

  惟一不相關的,也許是將來。

  忽地想起那首頗代表八零年代樂觀情緒的《二十年後再相會》:「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今天聽來,衹覺一陣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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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转述的这个故事出自《人与事》(帕斯捷尔纳克著,乌兰汗、桴鸣译,三联书店 1991 年版)一书中的附录。

  一九五七年,藉由意共出版商的帮助,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得以在米兰问世。

  一九五八年十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既对现代抒情诗,又对俄罗斯小说家的伟大传统作出的重大贡献”。两天后苏联《文学报》发表《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的出击》一文为事件定调。帕老师旋即“荣获”了“隐藏的敌人”、“冷战的旗帜”、“犹大”等等“光荣称号”。

  当时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读者来信谴责“叛徒”帕斯捷尔纳克。而女作家加林娜·尼古拉耶娃则是用铅笔写了十二页的长信直接寄给了帕老师本人,其中说道:

  应当把子弹射入叛徒的后脑勺。我是个妇女,见过种种痛苦,我并不是一个狠心的女人,但对付这种背叛行为,我的手是不会发抖的。

  她还建议帕老师应当到全国各地走一走,认识一下他所“诽谤”的人民,参观一下集体农庄和“伟大的共产主义工程”。

  帕老师动手写了一封回信:

  感谢您的真诚,是斯大林的恐怖年代把我改造成如此模样。其实,在揭穿这种恐怖之前,我已对它有所察觉。
  
  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会把声调降低一些。您还记得《战争与和平》中的魏列夏金和人民正义的忿怒那一个场面吧。不管您如何强调您的语言和声调的独立自主的成份,它们在这片正义的愤怒中融化了消逝了。

  我想请您对待自己的抗议的正义性和真诚性抱冷静一点的态度。您比我年轻,将来您会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待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您会活到那一天的。

  信里面也提到了他已决定放弃领奖。

  而帕老师的女友伊文斯卡娅最终并没有将这封回信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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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書之伯恩施坦

  去年一整年很少看書,有限的讀書時間,大都花在伯恩施坦老師的著作上。

  這麼一路讀下來,就越是認同考茨基老師在《伯恩施坦和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裏對伯老師下的論斷:「他的社會主義是自由主義的完成」。

  堅稱自己沒有身中費邊奇毒——「自從恩格斯逝世後,你所呼吸的英國空氣、你所處的英國環境以及你在那裏的交往使你的觀點又來了一個變化」(1898 年 10 月 16 日倍倍爾致伯恩施坦的一封信)——的伯老師在其自傳《一個社會主義者的發展過程》中提及的兩件事令我印象頗深:一是被黨內「羣毆」時考慮過以回國坐牢表明心跡;二是 SPD 領袖伊格納茨·奧艾爾老師寫給伯老師的一段話:

  說到策略,它仍舊和現在一樣,也就是說,我們在大多數場合像你所要求的那樣行動,不過我們沒有做你所要求的、但是實際上意味著黨的自殺的那種傻事——公開宣稱我們漠視過去的實踐而采用新的形式。在策略問題上不僅要考慮我們,而且要考慮到敵人的態度。但最要緊的是,正如我已經寫信對你說過的,可以這樣做,但不要這樣說。

  我並不認為伯老師的修正僅僅是像他在自傳中所言,是讓「社會民主黨有勇氣拋棄事實上已經過時的一套詞句並且『願意按它今天實際上的樣子來表現自己』為『一個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改良政黨』」,但必須說,是開始進入「體制」的 SPD 的實踐引出了伯老師的修正,而不是伯老師的理論造就了 SPD 的改良——「最重要的是愛德和我們,特別專門是和你在我們面臨的實際的策略問題上並沒有分歧。至於是否必須修正理論,這是可以平心靜氣地、心情舒暢地進行討論的」(1898 年 11 月 1 日阿德勒致倍倍爾的一封信)。「這樣說」可以是領袖與秀才們「平心靜氣地、心情舒暢」下的選擇,「這樣做」卻是彼時彼地身處「常態」下的工人自下而上的訴求——「這裡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躍吧!這裡有玫瑰花,就在這裡跳舞吧!」時間不會永遠停留在 1848 或 1871。

  「可以這樣做,但不要這樣說」這句,我想了很久曾經在哪裏看過,前段時間終於想起——是那本維利·勃蘭特老師、布魯諾·克賴斯基老師和帕爾梅老師三位黨和國家領導人書信往返的《社會民主與未來》:

  1959 年通過我們的綱領時,我們疏忽了去解決這個預料到的核心問題,沒有在有關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與目標」的討論之後標上這個驚嘆號,這場討論事實上從我們自己的理解來看,其內容已經是很清楚的。它盡管在思想上與本世紀初期愛德華·伯恩施坦、卡爾·考茨基同奧古斯特·倍倍爾之間所進行的關於修正主義和革命的著名討論十分相似,但不能完全理解為伯恩施坦經常引用、卻又常被誤解的那句口頭禪:「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由此我認為,我們應該在此公開承擔邏輯上、事實上和實踐中的一切後果,而不應遵循伊格納茨·奧爾(Ignaz Auer)對愛德華·伯恩施坦的眾所周知的勸說行事:「埃德,這麽做可別這麽說!」

  這段話,摘抄自打算既「這麼做」也「這麼說」的勃蘭特老師 1972 年 9 月 17 日信中所寫,內裏提到伯老師嘉言「經常引用、卻又常被誤解」,亦是伯老師自傳裏耿耿於懷之處。

  耿耿於懷的伯老師還在《社會民主黨內的修正主義》一書附錄裏這麼說道:

  改良主義也是節制的意思。但是,對於下面這種成見無論怎樣嚴峻地反對也是不會過分的:這種節制意味著放棄強有力的鬥爭手段,意味著一種軟弱的讓步和掩蓋對立的政策。「作為一個修正主義者或者改良主義者,你怎麽能贊成政治罷工、占領街道之類的事情呢?」對於這一問題我不止一次地回答說:「我贊成它們,因為我主張徹底的改良政策。越是把關於這一政策的思想放在突出的地位,這些手段就越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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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之书店

  很喜欢这篇《广州,逝去的老书店》。

  当中提及的一些,过去亦是常客,印象最深(佳)的是中大东门对面二楼的树人书屋,九零年代还能静下心来读书的那两年,常于那里出没,其时囊中羞涩,买的时候少,多数是拿起一本坐下就看,店里的饮料好像也没有帮衬过——当然也不独是我一人如此,店家却未有微言,回想起来,实在感念。

  陈先生据言后来是到了上海开食肆……

  开始喜欢逛旧书店,是在读书的时候,常去赤岗菜市场里的一家,淘过一些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之类的心头好。

  严格说来,那并不是一家旧书店,只是一位老伯在一间卖衣服、日用百货的店铺内的一角摆摊,老伯是爱书之人,健谈,常与之聊书,店主——大概是老伯的女儿或是儿媳——时不时抱怨旧书占了地方,他也只是装聋作哑、不辩不驳。

  后来市场改建,老伯和他的那些旧书从此不知去向……

  几年前有次在岗顶某家旧书店看上了一本《维利·勃兰特:画像与自画像》,因为觉得索价太高当时作罢,不料过了几天始终割舍不下,只好再去“自投罗网”,书却是已然售出。

  有点巧合有点好笑的就是很快在其时常拜访的一个博客上,看到博主近日于岗顶某旧书店购入《维利·勃兰特:画像与自画像》的记录。

  所以常觉得一本旧书,无论是内里的签章划注抑或是它的辗转流徙,其实都隐藏着一段段的故事……

  那本《维利·勃兰特:画像与自画像》,去年终于在文津阁买到……

  《广州,逝去的老书店》一文里提到的中大出版社读者服务部,去年还是前年到中大校园的时候进去过,卖些库存旧版,早已不复当年风光,不过还未“逝去”就是了……

  说到底,书、店、人,终归都会是彼此的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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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相关的人、无关的事

  这本书,由同学把它送给我的那刻起,不知不觉间跟着我已有二十个年头。

  书中第三篇第七章有段,提及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广州市北京路张贴文章的几位,其实早在我幼年时就已经听很多人谈起过。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见过其中的一位——一个看上去极普通的中年人,当时有位较我年长许多的同事还悄悄问我是否知道这位的来头,我笑笑说常在《足球》报上读到他的评论,同事以为我是真不知道,后来好像还特意跟我“宣传”过一番……

  而实际上,读书时有次在图书馆专门借了一本佛经注疏——不是因为对金刚经忽然产生了什么兴趣,冲的只是作者的名字……

  那时一直存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位曾经的思想者的生活——精神生活,固然不属于那位邵阳的女士在某本书的后记里“神伤”过的“今日思想和生活的黯淡”的一群,但也不像是他过去、在我看来本应是顺理成章的延续……

  现在想来,一个毛头小伙的这种疑问,实在是三分傻七分天真十分无聊,狗拿耗子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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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施坦文選》

《伯恩施坦文選》
  學而優的《伯恩施坦文選》終於到貨,祗是翻了一下目錄和編者說明後便決定買下。

  和換湯不換藥的《鮑威爾文選》不同,「修正叔叔文選」和三聯書店 1966 年版的《伯恩施坦言論》內容出入較多,在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的這版《文選》裏,《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社會民主黨內的修正主義》和《什麼是社會主義》都是全文收錄,新收入的還有我數次網購未成、修正叔叔 1924 年發表的自傳《一個社會主義者的發展過程》,而 1966 年版《言論》中的部分短文和《今日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實踐》、《工人階級國際和歐洲戰爭》的摘錄這次都「光榮下崗」,取而代之的有補譯完整、原本摘譯於《德國社會民主黨關於伯恩施坦問題的爭論》(三聯書店 1981 年版)的《科學社會主義怎樣才是可能的》和新譯的《第二共和國是怎樣崩潰的》等。

  書內還夾有一張《人民文庫》第一批書目的清單,出我意料的是如今沒有什麼人會再提起的正統叔叔竟也穿上了這條「紋褲」——《考茨基文選》翹首以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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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文选》及其他

  前两天在学而优旗下的一间店里,终于见到了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的《鲍威尔文选》,信手翻了一下却颇觉失望。

  它基本就是再版的《鲍威尔言论》——据说有几处如《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摘录)》部分重译过——不过猩猩还是那个猩猩,摘录还是那个摘录,我想看奥马叔叔“足本”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愿望依旧只能是个愿望。

  灰皮书里的言论摘录,毕竟是为“深入揭批”服务的,所以常择编者认为或是早经“权威认定”的“毒性”最强之部分收入,不过如此一来,内容上的“采英撷萃”有时也会影响完整、系统地了解被批判者的思想。

  譬如修正叔叔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伯恩施坦言论》里只收录了它后面的三节——而在我看来,少了第二节的“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步”,对于了解修正叔叔口中的社会主义“路线图”难免有所扣折……

  在书店里没有见到那本《伯恩施坦文选》,不知道是否和《鲍威尔文选》一样只是《言论》的再版和公开发行。

  一直以来有个观点,就是某类译书的黄金时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由于没有市场的考量、在版权方面的“独树一帜”以及读者群可控的内部发行制度“鬼斧神差”使然。

  《鲍威尔文选》售价四十六元,因为以前在旧书市场上忘了是用八块还是十块买过一本《鲍威尔言论》,于是我决定将对奥马叔叔的景仰留存心底而将四十六块大洋留在腰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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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挑针”、“稀码”与雪堡啤酒

  一是已然审美疲劳,二是因为怕生“ 眼挑针”,所以俺已不再看那个什么个人摄影展了。

  昨天夜里忽然想起这本立在书柜里超过十年的《视觉艺术鉴赏》(约翰·伯杰著,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于是一边喝啤酒,一边重读“稀码”学者侃谁在看、谁被看、怎么看及其透出的阶级、社会、性别关系,除了最后扯广告那章,其余都无甚意思。

  马尔库塞们的“稀码”,顾名思义就是介乎于“有码”和“无码”之间,既非“有”,亦非“无”。你说它什么都看不到吧,却又不然——有时有些新花样它还看得贼清,只不过偏偏是到了那个原本应当“雄赳赳、气昂昂”的部分,有没有“欲练神功,必先什么”咱不好说,小心翼翼地打层马赛克那是一定的啦,于是你就只听见“稀码”在如此这般地评说,却看不到“稀码”究竟如何做……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然而置身于某种现实之下,抽象与晦涩的“稀码”倒是可以作为参照的文本,权作一种聊胜于无的表达……

  用了两瓶雪堡的时间把书翻完,啤酒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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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书

  《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三联书店 1963 年版)来自修正叔叔一九零九年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讲演,个人看法是一本最好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入门讲义。

  《伯恩施坦言论》里只有它的部分摘录,所以一直想找本完整的单行本。

  终于在一番漫长的“踏破耐克无觅处”、“众里寻他用百度”之后,于一家网上店铺发现了此书的踪影。

  今天书拿到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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